傍晚贝贝查，在一个由六名教师组成的同事闲聊群里，有人提到一则传言——浙江台州天台县一所中学有年轻教师卖淫被抓。
几个同事鼓动群里的李淑去打听情况，因为知道她有朋友此前在相关学校任教。
李淑在天台县另一所中学工作。当时，当地教育系统里流传着几件官方没有证实的“丑闻”，这是其中的一件。这则传言，在传入上述六人群之前的当天上午，已有教师在办公室说起。
李淑通过微信找朋友林青青打听，林青青表示几小时前对此也有所耳闻，她告诉李淑一些流传的细节，李淑再搬入六人群里，大家揣测，卖淫的是年轻女教师梁芝。
几天之后，在派出所里，民警告诉李淑：这是一则 “黄谣”，给梁芝造成了极大精神伤害，对方报了警，而民警要追溯这一谣言的源头。李淑回忆，自己当时感到确实做错了，向警方交出了自己的手机。
约一个月后，李淑、林青青等人被当地派出所认为构成诽谤，遭行政拘留。林青青对处罚不服，提起了行政诉讼。
这则“黄谣”掀起的波澜尚未完全平息，背后值得深思的是，谣言是如何传起的？如何及时阻断谣言传播可能造成的伤害？对于熟人社会里出现的“办公室黄谣”，当事人如何擦除“污点”，有关部门又该如何治理？
展开剩余91%传谣
警方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称，林青青先后将“女老师卖淫”的不实信息发在两个微信群中，其间将该信息传播给李淑，后该不实信息扩散。
回到谣言散开的那天。去年11月26日下午，林青青打开微信中的“仙女下凡”三人群，听朋友王歌发的语音：“青青，天台中学有个老师卖淫啊。”
过了一会儿，王歌私信林青青说，她出门散步听熟人说起，卖淫的女教师是梁芝。
林青青对澎湃新闻回忆，她一阵恐慌：“天台中学的名声要毁了。”
她这时已从天台中学（简称“天中”）离职，去了另一所学校。但对老单位还是有感情。在她看来，这是一所教师生活很清苦的学校。清晨六点半到校盯早自习，晚间九点半结束晚自习，她过了几年“工作日回家只是睡觉”的生活。老师看着学生，家长也把老师看得很紧。按她理解，“天中”的教师工作够饱和了：“哪有时间搞桃色？”
但那段时间天台当地流言很多。有朋友之前对林青青提起，有些学校在搞“排查”， 没有情况通报，只是请全体教师就特定问题自纠自查。教师们会私底下传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澎湃新闻从相关渠道确认，在“梁芝卖淫”这一谣言出现前后，也有其他流言在天台中学内部流传。
对此，林青青感到愤怒，觉得一些人伤害了全体老师的名誉。
这一日，王歌给林青青传话的同时，这些似真非真的说法也在震撼李淑和她的群友们。他们在另一所学校任教，“隔岸观火”的感觉重一些。
一个不符合日常逻辑的故事出现，听到的人忍不住演绎它，使它合理化，或者拿自己与故事中的人物对照。
李淑对澎湃新闻解释，她所在的六人同事群平时会敞开分享一些家庭琐事。群里有人发言：“听说天台中学有老师被带走了。”过一会儿贝贝查，这人补充道，听说是女老师卖淫。有人便猜：也许是因为穷？
县城里流传的一种说法是“年轻的女教师被抓”。 大家推李淑找林青青打听，都知道林青青以前是“天中”的，李淑和她关系好。林青青对李淑说，好像有这回事，女老师年纪很小。李淑把这信息搬入六人群聊。群友开始翻看公开的学校会议报道，研究有哪些刚入职的女教师。有人说，这个梁芝很年轻，是她？
李淑问林青青，真是这人？林青青回复“嗯”。
李淑也感到一阵恐慌。与林青青担忧学校名誉被毁不同，她隐约觉得这不真实，而且危险。面对林青青肯定的回复，李淑继续闲聊：也许是小姑娘谈恋爱分手，男的放谣言毁她。林青青说，不知道。
李淑在六人聊天群里转发了一张梁芝的图片，似乎是确认了传言的真实性。
之后，林青青听说了更多流传的细节。她表示，自己一直没在“仙女下凡”闺蜜群里多说，而是在与父母拉的三人群里倾吐，含有一些细节，比如梁老师“靠卖淫一个月挣好几万”。
警方后来在答辩状中称，王歌向林青青确认梁芝的身份时，后者获知关于梁芝卖淫的虚假信息。在未核实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，林青青将该不实信息发至和父母的三人群，并通过微信将该信息传播给李淑。后来，林青青又将该不实信息发在“仙女下凡”三人群。
大约是去年12月初，李淑不记得具体日期，她所在的六人微信群里，所有老师都被找谈话。
去年12月3日深夜，公安民警到林青青的住处找她。“我是被惊醒的，手足无措。”林青青回忆，警方也对她表示，“梁芝卖淫”是谣言，他们正在寻访谣言的源头。
到去年12月24日，李淑、林青青与告诉林青青这一谣言的王歌，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四天、两天、两天的处罚。
“反噬”
在与记者的简短交流中，被造了“黄谣”的梁芝称自己遭遇的是“平庸的恶”。
想起这次遭遇，她至今感到十分受伤。她觉得自己没有被当作一个具体的人来对待，在别人的嘴里，被轻易地想象成没人格、没下限的形象。传播谣言的人不愿意来找她本人求证，直到这种脏话传到八竿子打不着的其他单位那儿，再经由朋友传回她的耳朵里。
梁芝曾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中提起，她家附近的环卫工人不知道她就是梁芝，还想与她说这件事。
一个人的恶名可以被生造出来，梁芝感到：“很魔幻。”
仍然找不到谣言的源头，令她感到非常遗憾。梁芝一度考虑去旁听林青青起诉天台县公安局的行政诉讼庭审，想着也许能获得更多细节，但最终没去。梁芝在案卷里看见过林青青对父母说自己的话，一旦看见就很难忘记。
林青青“在三人微信群聊天因诽谤被行拘”的新闻，一年后在网上发酵。
刚听说这则谣言时，林青青想过：“为什么这女孩要这样？”最近，她也开始被人揣测“传谣”动机——“有些网友不明就里，说我和梁老师有竞争关系。”林青青认为这是一种附会，没有这回事。
李淑的家人翻看了网络自媒体的评论，很不好受。她给记者展示了一个时事评论博主的短视频作品，博主介绍了一部分案情之后贝贝查，指责李淑的朋友林青青 “太不要脸了，在三人闺蜜群里疯狂地传播谣言”“有点儿缺心眼”“竟然状告公安局”。
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（Gordon Willard Allport）等通过诸多实验发现，“当谣言传播时，它的趋势是变短、变简洁，越来越易被理解与讲述”。这个过程中，大量有助于了解真相的细节被简化，有助于谣言传播的内容被强化，传播者往往只保留符合自己认知的内容。
林青青觉得，当她被卷入这起“黄谣”案，也遭到有关她的猜测和传言的“反噬”。
林青青称，现在身边的绝大多数同事还不知道自己被行政拘留。她认为，最坏的结果是，一旦被行政拘留的事捅到现单位，她要被停职考察，甚至辞退。她还想过，甚至是现在的领导被约谈。不管前因后果在法律上争议几何、行拘两天有多么轻，领导会被批“识人不清”。
不好说这是多大的一块污渍，不知会蹭到几个人身上去。这份忧虑正在剥夺她的睡眠。
因为怕被反对，林青青没申请往后一年当班主任，虽然，她被更资深的老师指导：一定要当班主任，这是体制内教师的成长路径。
林青青感到，如果自己刚崭露头角就被攻击私德问题，她无法开口向领导和同事剖白自我。因此，她要坚持打行政诉讼官司。
溯源
林青青也想知道是谁最初捏造了“年轻女教师卖淫”的谣言，用她的话说，“诉求和梁老师是一样的”。按她理解，要是能找着“源头”，那对梁老师造成精神伤害、让天台县教育系统蒙羞的，法律上可能会认定为其他人。
林青青说，她感到委屈，不仅仅是对于因污点遭到职场攻讦的恐惧。警方笔录显示，包括王歌出门散步时遇到的熟人在内，有其他教师承认在校内、校外交头接耳，一对一地传播谣言。那两天，有当地人在一个有几百人的大群里公然议论这件事，发了梁芝的图片，但没人因此被行政拘留。
同样的客观现实，代入梁芝的立场去看：警方从几个教师的手机里找出这些人、这些“闲话”，那么，在找不着的地方还有多少？
她对记者形容，自己面对的是模糊而沉重的压力。
梁芝希望对谣言溯源，希望造谣的人获得教训。但“溯源”很难完成。拿李淑来讲，她向记者承认自己“犯了错误”，但不愿意再“供认”六人群聊里的同事们，想要保护他们。
她给澎湃新闻出示聊天记录，想说明自己在群里只是“八卦”哪个女教师卖淫，没有带有侮辱性的言论，甚至提醒过群友这么“八卦”可能是在造谣——当记者看见她群友的网名时，她非常轻声地提醒道：“不要写他们。”
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赵宏对澎湃新闻表示，根据一般经验，一个人在三人群聊里发言时，往往怀有对私密性的期待，也就是私下对话内容不会被转述给其他人。
她认为，严谨地看这种私下讨论，群里的人有一定的提示义务，即提醒他人这一则信息不一定真实，要谨慎传播。但这不是硬性规定。
对于类似案件，赵宏认为，诽谤作为一种治安违法行为由“捏造事实”与“公然散布”两个要件所构成。如果当事人确实有把不同信息渠道获得的消息整理后再发给其他人，其行为属于“捏造事实”；但考虑到微信三人群和私聊的传播范围，相关行为很难说属于“公然散布”。
天台县公安局则在答辩状中论述道，原告林青青曾与第三人梁芝同单位，其“对不实信息内容的‘知情性’更具杀伤力，更容易被其他人听信”。“原告未审视自身，未核实信息真假，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……原告这种点对点的散布，基于特定的熟知关系，往往会让信息接受者造成可信度极高的假象。”
警方在答辩状中还称，林青青的行为“大大提高二次传播的风险”，而其闺蜜李淑实施了二次传播行为，“基于网络快速传递的特性，该不实信息被大量传播”。
对此，林青青的代理律师在代理词中称，对于“大大提高传播风险”的说法，该案并无证据能证明。
目前，林青青起诉天台县公安局的行政诉讼还在审理当中。就治理谣言而言，处罚之外，还可以采取那些措施？
王敏远、王革在论文《网络暴力治理的法律一体化研究》中提出，相关案件可考虑“前置行政程序”：如立即停止侵权行为、删除不良信息、公开赔礼道歉、赔偿等方式，迅速修复受损的法益。
王敏远向澎湃新闻记者补充道：如果当事人有所要求，发警情通报也是一种行政程序前置，如果已查实，可发相关信息，如果还在调查中，可发“正在调查”。
梁芝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提到过，自己曾向当地警方提出，希望发通报还自己清白，但没有获得支持。
代价
如果这起案件当时真发了警方通报，指涉到自己，林青青推测，自己为了那些打出的字，要付的代价是——在学校里被重点关注，无法当班主任，进而断送各种提拔机会；甚至于老师收到了行政拘留处罚决定，一旦被教育系统注意到，可能影响整个学校的年度考核，拉低很多同事的收入。
在一些特定范围和语境中，被警方提及身份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，存在一些学术争议：有学者认为，警情通报只是对警方行为的公开，是中性的行政程序；也有学者认为通报不仅是陈述事实，还是对违法行为人进行否定性评价，本身属于一种惩罚。
被造“黄谣”，除了求助公安部门，还有哪些救济渠道？
2022年，一篇题为《小学校园职场欺凌治理研究》的硕士论文，曾记录了一些教师群体内出现的谣言。有教师对论文作者回忆：“平时下班都是男朋友开电单车接我，有几次我爸开车来接我下班，学校里就流传了‘我刚毕业就换男朋友傍老男人大款’的谣言。”
论文作者认为，出现教师被造谣中伤等“职场欺凌”现象的原因，包括教职工代表大会与当地教育部门的监督、救济职能没有充分体现，遭到欺凌的教师对投诉渠道缺乏信任，以及小学校园职场中的一部分人伦理淡漠等。
一些学者认为，应当在法律中体现用人单位防止包括造谣等职场欺凌现象的义务。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肖永平与博士生彭硕曾撰文建议，在法律中明确，用人单位应该保证员工工作环境的健康和安全（尤其是心理上），尽量消灭可能产生职场欺凌的负面因素。
与此同时，对员工可以定期进行职业欺凌的相关教育培训，对遭遇职场欺凌风险较大的员工给予更多关注，必要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；对职场欺凌的加害人，应该及时给予降职、降薪等企业内部处分作为惩罚；最后，还应该建立合理的员工申诉机制，适时调查并回应受害员工的情况。
据澎湃新闻了解，涉及到及时识别、阻止“黄谣”传播，“性别友好”方面的职场培训在我国尚待普及。曾在互联网企业人力部门参与这项工作的从业人士王笑哲表示，根据行业不同，增进“性别友好”对社会单位有不同的实际益处。而总体缺乏相关意识的职场环境，职工心理安全匮乏，会削弱其对工作的投入，降低其归属感和责任感。
虽然林青青一再表示不想因 “污点”影响现领导、其他提携自己的前辈，但她说，打官司的动机还是说服自己继续执教。
林青青说，自己特别用功的教研活动中，讨论重点之一是“抵抗虚无”，即反对一些年轻人心里那些犬儒的东西，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人是表面一套、背地一套。作为教师想抵抗虚无，首先得 “以身作则”，经得起学生审视。
被行政拘留之后，只有几位老师给她发过表示同情的短信，也都没有直接提及那件事，只隐晦表态：“喜欢你的人会永远喜欢你。”
梁芝则仍在重建对周遭环境的信任。她想要得到公开道歉，一直没有等来。
李淑对记者说， “只要是一个女孩，被造谣一定是很难过的，警察也该给她一个说法。”但她不认为自己存在“诽谤”主观恶意：那是一个“社会面”上已有的传闻。她当时发了一张梁芝的图片，没有前后文，想表达的只是：“这个看上去和群聊里的其他图片不像，真是这个人吗？”
她说，她和同事后来另拉了一个群，整个关于谣言的事，再没有人说起过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梁芝、林青青、李淑、王歌 为化名）
『来源：澎湃新闻』贝贝查
发布于：广东省诚多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